老子军事哲学毕业论文案例赏析(共2篇)

导读:老子军事哲学毕业论文应该如何撰写?对于现在的大多数毕业生而言,总是会觉得在撰写作论文的时候真的太难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迷茫和无措,本论文分类为社会科学毕业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老子军事哲学毕业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第1篇:老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探析
 
  孙守领(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老子哲学里充满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核心思想体现在“道”。老子以“道”观战,分析了战争行为本身的种种破坏性,提出了“不以兵强天下”的军事战争观,指出战争是“去根”“有为”和“强力”的无道行为。老子在以“道”观战、批判战争的同时还主张“道之弱用”,提出“以弱胜强”的军事战略观,充分体现了老子辩证法思想在军事战略上的运用。老子主张“以奇用兵”和“政治用慈”的军事战术观,其中所蕴含的“取与”“虚实”“先后”都是辩证法思想在不同层面的阐发和运用。尽管老子没有对军事辩证法思想作深入而具体的阐述,但他根据当时战争发生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了独特的用兵之道,触及到了军事斗争中的内在规律,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内涵,促进了军事理论体系的发展,对后世军事理论的建构和军事实践活动的开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老子;道;军事辩证法;以弱胜强;以奇用兵
 
  老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有关老子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有学者认为《老子》是兵书,如葛荣晋先生援用王真、苏辙、王夫之等古人之言,不仅论证了“《老子》是一部兵书”这一观点,而且还从理论上探讨老子与兵家的关系[1]。但朱森博、汪秀丽等人却持有相反观点,他们认为“以兵言兵”淡化了《老子》中的其他要义,而实际上老子是政治家言兵,他论兵的目的只是辅助建构“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2]。也有学者着重分析了老子军事辩证法思想对兵家军事思想的影响,比较了老子与孙子的军事思想,如徐宇春等人把孙子和老子的战争观进行比较,不仅发现二者战争观的诸多相通之处,而且还对二者战争观念的合流作以深层追溯[3]。还有学者从老子思想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出发考察了老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如许良先生紧扣老子思想的动态特征,把老子的军事思想与其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系统考察了老子“以奇用兵”的兵论[4]。此外,还有学者对老子军事伦理和将帅素质进行了分析,如占涛先生从战争行为的现实危害和人的生存视角出发,对老子的军事伦理思想进行了全新探析[5];王杰先生从政治智慧、心性修养、治军用兵操守和军事才华四个方面对老子的将帅素质观进行了简析[6]。然而,对老子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多视角考察,与其说带来许多新的认识,不如说是对老子为什么与怎样探讨军事问题本身的遗忘。换句话说,国内大多数学者在诠释老子军事辩证法思想时,未能将其置于老子自身的理论框架内,以至于陷入过度解释的境地。因为老子所有思想的核心和精神特质是“道”,这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任何偏离“道”来审视老子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方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在研究老子军事辩证法思想时要紧扣“道”。鉴于此,笔者把“道”作为解读老子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关键,并立足于“道”对老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展开论述。
 
  一、以“道”观战:老子的军事战争观
 
  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这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战乱时期。周室衰落,天下无道,礼崩乐坏,战乱不断,国家的兴衰存亡和个人的富贵贫贱因战争而变动,人的生命安全也因战争而受到威胁。钱穆说:“自周室东迁,西周封建一统之重心顿失,诸侯如纲解纽,内(篡弑)外(兼并掠夺)多事,亟亟不可终日。”[7]据《春秋列国图说》《春秋提要》所记,仅春秋时期二百多年间,天子与诸侯各国发生的战争即有“侵六十”“伐二百十三”“战二十三”“袭一”共计297次,即平均每年都有一次以上的战争[8]。战争虽然给各方诸侯掌权者带来大量的财富和土地,却使平民百姓苦不堪言甚至朝不保夕。立足于诸侯国彼此兼并、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现实,老子认为,“天下无道”的原因是由“甲兵”造成的[9]。为此,他反对用兵,主张“不以兵强天下”的军事战争观。但事实上,老子反对战争并非仅仅基于现实战争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而是从更深层次的“道”出发,在“道”的思想架构下关切生命、批判战争的。
 
  (一)“道”的本根性与“兵”的去根性
 
  老子之“道”是本根之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最高、最初的实体,其旨在“生”。“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一切皆因其而生,最终又归于“道”。“道”孕养万物而不彰显其力,衣养万物而不为其主,“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10](《老子·二十五章》),以至万物能生生不息。但相对于“道”生万物的本根性而言,战争却是“去根”的存在。一方面,战争是“其事好还”“杀人之众”的不祥之事。无论是主动挑起的战争,还是被动防御发起的战争,总是没有好下场,都必然造成交战双方大量人员伤亡。另一方面,战争还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土地使用,背离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根本:“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即,军队所到之处,民生凋敝,田地荒芜,荆棘丛生。大战过后,国家必定面临灾荒,生产力会遭到严重破坏[11]。农业生产的破坏使平民百姓食不果腹,进而滋生盗贼,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不稳定。因此,老子要摒弃“去根”、无“道”的战争。
 
  (二)“道”的无为性与“兵”的有为性
 
  “道”不仅是本根性的存在,而且它还是无为性的存在。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道”的常态是“无为”,但这不代表“道”真的“不为”,而是它生而不有,长而不宰,“为而不恃”(《老子·二章》),“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七十七章》),即顺其自然而不加以妄为。因此,万物能自化,天下自然安定。高明的统治者往往也都致力于效法古之圣人,遵循天道的无为之性。但实际上,现实社会的人事活动却以“有为”居多。所谓“有为”,则是强作妄为,无事生非,是背离“道”与“德”的肆意行为。而战争更是社会政治中后果最严重的“有为”。为什么“有为”的战争会发生呢?老子认为,统治者处在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位,他的行为关系到战争的始末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他贪得无厌、奢求物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四十六章》)他认为,统治者心中有了欲望、不知足,欲念就会主使和气:对内压迫百姓,压榨民生,造成民饥、难治和盗贼滋生的不安之景;对外则彰显国之利器,与列国争战,造成被他国报复的外患之势。显然,一个国家如果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发动战争就很容易失败。但在老子看来,这并不是最严重的情况,最严重的是统治者不知足而执于主宰天下。这样做的后果是失去所有的一切,即“执者失之”。故而,老子反对战争,提倡“无为而治”。
 
  (三)“道”的反转性与“兵”的强力性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他认为,自然中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无不依循着某种规律,其中总规律就是“反”,即事物一直向着相反的运动发展,如“物壮则老”“木强则折”。老子把自然领域的兴衰变化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他指出战争的发展规律即“兵强则灭”(《老子·七十六章》)。在老子看来,战争的目的就是争夺土地和王权,进而实现国家的强盛,或者也可以说它在本质上是刚强的。从“道”的反转性判断,发动战争会使一个国家走向衰败和灭亡。事实上,战争的结果往往就是得不偿失。一场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仅使国库亏空,还造成军民的伤亡和农业生产的破坏,进而削弱了本国的力量,一个富裕的大国就可能从此走向衰落甚至灭亡。因此,战争并无善果,它既危及到农业生产和百姓的生命安全,又对国家的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2]。统治者要慎用之。
 
  从“道”和战争三方面的对比分析可知,战争既是“去根”“有为”和“强力”的无“道”行为,它处在“道”的对立面,故而不被君子所用,不被有“道”者所处;同时它又是损人不利己的“不祥之器”,在实践中呈现种种负面影响,受到世人的反对和批判。为此,老子提出了“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章》)的思想主张。所谓“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其意就是遵道而行,顺道而为,不发动战争。在老子看来,只有崇尚自然、清静无为、不发动战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和平安宁。总之,老子以“道”观战,主张“不以兵强天下”的军事战争思想,不仅深刻揭露了战争的本质、原因以及严重后果,还表达了世人对和平生活、和谐世界的向往。这对后世反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以弱胜强:老子的军事战略观
 
  “道”既是老子军事思想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老子在以“道”观战、强烈批判战争的同时还主张“以道佐人主”以消弭战争。然而在本质上,“道”又是不可观感、不可知解也不可名言的超乎感官经验的存在[13]158。那么人们该如何理解“道”并遵“道”、顺“道”呢?在战争方面,什么样的军事原则与策略能做到既不偏离“道”而又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立足于“道”和对立双方相生相克的辩证法思想,老子提出“守弱”的思想主张。在他看来,“守弱”不仅意味着遵“道”,而且还能制强。从“道”的方面看,“弱”是“道”的现实体现。老子说“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又说“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道”的创生作用虽然是柔弱的,却能绵延不绝。“道”在创生过程中所表现的柔弱正是对“无为”状态的一种体现。正是由于“道”所表现的柔弱,使万物并未感到自己是强力被造的,而是自生自长的[14]。从辩证法层面来看,老子不仅看到了矛盾对立的两面相辅相成、相互转化,而且柔弱的一面也总占据着主导和根本的地位,并制约着刚强的一面:“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三十九章》)诚然,老子把“道”的“弱用”拓展到军事领域,也就形成了“以弱胜强”的军事战略观。它主要包括“贵柔”“守雌”“处下”和“不争”四个方面的内容。
 
  “贵柔”是老子军事战略思想的前提条件。老子认为,真正的强大是“柔弱”“守柔曰强”(《老子·五十二章》)。“柔弱”之所以强——优于“逞强”又胜于“刚强”,而又非表现为“不强”和“懦弱”,这是因为它不仅超越了“逞强”和“不强”对立的双方,而且还展现了“刚强”与“懦弱”两者的张力,就如同婴儿一样,既富有生命力也合乎道德。一方面,老子把“柔弱”与生命相连,“刚强”与死亡相连。他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坚强”就像人死后的僵硬状态,看似强大,但实际上已经失去生机;“柔弱”则像刚出生的婴儿,看起来弱小,而事实上这种外表的柔弱却蕴含着一种真正强大的力量,充满生机。故而弱胜于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另一方面,相对于离道背德而肆意妄为的“逞强”来说,老子之“柔弱”又与“大道厚德”融为一体。尽管从形体上看,婴儿骨弱筋柔,的确是最无力的,也无法与外界相抗争;但是从本原、本性的视角看,新生的婴儿和赤子则“常德不离”“含德之厚”,能时刻保持其自然本性,故而外物才不会去伤害他,“蜂虿虺蛇不螫,攫鸟猛兽不搏”(《老子·五十五章》)。可见,只有遵道、重德、贵柔,“柔弱”才能在与“刚强”和“逞强”的较量中以弱取胜,“柔弱胜刚强”。
 
  “知雄守雌”是老子军事战略思想的核心。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老子·二十八章》)其意是说,“知雄守雌”是天下所遵循的蹊径。所谓“知雄”,就是对“雄强”阳性方面有透彻的了解,知其利害;所谓“守雌”,也不再是平行或附属于“雄强”的单纯的退缩或回避,而是作为“道”的意象的持静、处后、守柔之意,它具有了超越雌雄对立的和合力量,代表着和谐与统一,代表着涵容与创造,代表着纯真与生命[13]150。它不仅执持“雌”的一面,也运用“雄”的一面,更是对“雌”“雄”对立双方全面衡量后的最佳决定。由此可见,“知雄”只是“守雌”的前提,而“守雌”才是根本目的。老子主张“守雌”的军事战略观,正是因为他对战争行为的利弊有了详细、透彻的了解,发现战争之弊远远大于其利之后才作出的“遵道”选择。
 
  “大者宜为下”是老子军事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老子说:“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六十一章》)在老子看来,大国和小国都有各自的愿望。大国的愿望是通过聚养小国而变得更强大,小国的愿望通过容于大国而变得更昌盛,而他们愿望实现的关键并不是以力相尚、妄动干戈的战争,而是在于彼此的谦下,“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老子·六十一章》)。在大国和小国的谦下中,老子突出了大国谦下的重要性。因为两国之间的战争往往是由大国(强国)不谦下而挑起和发动的,面对强大的敌人,小国只能被迫防御。老子认为,只要大国能做到谦让无争,不恃强凌弱,小国自然会主动顺服大国,最终实现有陈兵而不用的和谐社会。
 
  “为而不争”是老子军事战略思想的最终目标。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七十三章》)又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天道”是一个无私、无欲、无亲的存在,自然无所争,故万物所不能及而“善胜”。老子多次以水论“道”,把水当作“道”的意象,并认为在天地万物中只有水最接近于“道”。因为水同“道”一样,不仅柔弱、谦下、包容,“善利万物而不争”,而且在攻击坚强的东西上也没有能胜过它的,即“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七十八章》)。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看,“人道”也应效法“天道”,自然而持柔不争。这里的“不争”不是一种消极的自我放弃与不求进取的“不为”,而是“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地去“为”,即是做到顺自然、不为己、利万物的“大为”。可见,“不争”也是一种“争”,只不过它不同于一般人以利己为目的的外在之争,而是从利人、利物出发的深层意义上的“争”。因此,他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老子·六十八章》)“不争之德”之所以为美德,就在于它能使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能消除人类社会一切争端,化解一切因争端引起的不愉快[15]。在老子看来,只要持有“不争之德”,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二十二章》)。
 
  概言之,老子在“道”的思想框架下提出的以“贵柔”“守雌”“处下”和“不争”为内容的“以弱胜强”的军事战略观,并不是无力的、单纯的消极防守,而是能自然转化为刚、攻、主、进的“实强”方法。这既给弱小者的生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以奇用兵:老子的军事战术观
 
  老子反对战争,但并不等于他逃避战争。面对战乱不断的社会现实,老子不仅对战争问题予以充分关注,而且还在“以弱胜强”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导下对如何在战术上战胜强敌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战争的取胜之道不在于与强敌正面的死打硬拼,而在于军事上采取出奇制胜的战术。因此,他提出了“以奇用兵”的军事战术思想。
 
  首先,老子“以奇用兵”的军事战术思想表现在他对“正”和“奇”关系的清楚认识上。所谓“正”就是行兵作战的一般性原则,“奇”则是指灵活多变的作战方式。传统兵家在战术上推崇“正”面对敌,认为战争具有相对的固定性,行兵作战就应遵循一般的原则和规律。然而,老子则批判这一点。他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战胜敌人,不需要遵循既定的行兵作战方式,而是要懂得变通、伺机而动。因为实际的战争情况复杂多变,敌我双方的强弱、福祸、攻守和进退会随战争的发展而相互转化,会随敌军的变化而变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所以,老子主张在战争中不要墨守成规,而是要“以奇用兵”,争取主动,创造条件使诸因素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从而获得最终胜利。
 
  其次,老子又充分利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以奇用兵”的战术战法。
 
  一是“欲取先与”。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歙张、弱强、废兴和取与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矛盾双方,要想夺取,必先给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借机掌握敌人的情势,以诱使敌人走向弱的一面,进而转化形势、战胜强敌。
 
  二是“避实击虚”。老子说:“图难於其易,为大於其细。”(《老子·六十三章》)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有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敌人从整体上看是强大的,但从部分上看就显得弱小。所以在与强大的敌人对战时,就要避实击虚,从其薄弱的部分入手,要像水“驰骋天下之至坚”那样,一步一步地削弱敌人,化难为易,化强大为细弱,直到敌军全军覆没。
 
  三是“后发制人”。老子吸取古代兵家的战争经验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老子·六十九章》)在他看来,用兵要审时度势,伺机而动,不要为主,而要为客;不要先发制人,而要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原因在于“后发制人”有两个好处[16]:一方面,“后发制人”不易轻敌,又便于动员群众、争取民心;另一方面,“后发制人”可使自身处于“哀兵”地位,可以激发士兵悲愤杀敌的决心,增强士兵反侵略战争的信心。此外,老子还强调在用兵时要像“善行者”一样蔽迹隐藏,使敌军打我方时找不到目标;相反,当我方打敌人时,敌人就无处躲藏,进而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制胜效果。由此可见,只有详察战争之道,运用多变之法,机动灵活,才能转化形势,取得胜利。
 
  最后,老子还把“治国”与“用兵”联系在一起,即将政治上用的“慈”也作为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法宝。这里的“慈”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慈爱和宽容,它还有两层重要的涵义:
 
  “慈”的第一层意思是指“生慈”,即对生者的慈爱。它既是指统治者对待臣民和士卒慈柔,是“以正治国”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战事变化的动力因素。在老子看来,统治者如能做到谦恭自律,以宽容、慈爱的态度对待臣民和士卒,统治者就会赢得民心,社会就和谐无争。当战争来临时,臣民和士卒都会为之效命,在战争中就会勇敢无畏(慈勇),以此征战就能取得胜利,以此防御就能固守,即所谓“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老子·六十七章》)。
 
  “慈”的第二层意思是“死哀”,即对战争中死去的人的尊敬。它不仅是指指挥者对待敌人和死者要慈柔,是老子人道主义思想的流露,而且还是战事转化的外在的环境条件。老子说:“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六十九章》)他认为,哀兵的一方在两军相抗、兵力相当的战争中会取得胜利。当战争结束时,对死去的同胞或敌人要行哀兵之礼:“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三十一章》)杀人众多者,要持有悲痛的心情,打了胜仗,要用丧礼的仪式去处理死亡之人。这样可以取得道义上的支持,有利于战争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老子在认识到“生慈”和“死哀”的军事作用的同时,他还把“生慈”和“死哀”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认为,真正的“慈”应同时具备“生慈”和“死哀”这两个方面。因为,若仅有“生慈”而无“死哀”,则很容易逞强好胜(武勇),亦或走向以杀人为乐事的离德背道之路,亦或会自大轻敌,丧失本应该持守和保护的“慈”“俭”“不为先”三宝,进而走向“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老子·六十七章》)的死亡之路;若仅有“死哀”而无“生慈”,国家则会产生内乱,在内忧外患并举下,很容易不攻自破,结果是丧权辱国。所以,老子把真正的“慈”作为首要法宝,“持而保之”。
 
  老子在战争不得已发生时主张“以奇用兵”和以“慈”治国相结合的军事战术思想。这不仅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还触及到军事斗争的内在规律,被后世军事家所称道、发展和运用。
 
  立足于“道”,老子把“以道观战”作为出发点,把“以弱胜强”作为落脚点,把“以奇用兵”和“慈”作为具体体现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老子从“道”的理论层面考察战争现实,对战争本质及其各种负面效应予以揭露,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和平的向往,而且还表达了广大民众渴望国家安宁、社会稳定的美好愿望。老子主张政治用“慈”、反对嗜杀轻敌的思想,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关怀,深化了人们对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老子提出的“以弱胜强”和“以奇用兵”的命题,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内涵,促进了军事理论体系的发展,对后世军事理论的建构和军事实践活动的开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当然,老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老子以“道”观战,从理论上对战争持完全贬斥的态度,却未能看到兼并的统一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老子的这一思想也是片面的,导致他夸大了“柔弱”原则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他军事理论命题的生命活力。因此,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背景下,要深入挖掘老子军事辩证法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不仅对建构新时代的军事理论有重要启示,而且还对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2篇: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应用与发展
 
  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思想是指导我党领导军事工作,从事军事斗争实践的理论指南,也是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中国化,是一个继承和创新的过程,今后的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中,我们仍需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思想中国化的成果,使人民军队保持无产阶级性质,战无不胜的作风,确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军事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9-0069-02
 
  马克思的军事哲学思想,是对军事与战争的哲学分析与哲学思考,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作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马克思对军事科学上的杰出贡献使他赢得了军事评论家的美誉。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的军事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刻、全面地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对发展我国的军事哲学思想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2]。
 
  一、军事哲学的含义
 
  军事哲学的内涵,可从结构上剖解为两部分,即“军事”与“哲学”。“军事”一词在我国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卫灵公》:“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而在《辞海》中,军事的定义则为“一切与战争、军队有关的事项”。借鉴以上定义及其他看法,笔者认为,军事包括预防战争、准备战争、进行战争、结束战争的所有环节。“哲学”是对历史产生与发展的总结,是人们将现象理论化,并上升到一定高度后的思考。由此可以初步推论出,军事哲学是指运用一定的哲学思维去研究战争、军事,力图掌握军事奥秘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去研究军事活动,其揭示的军事奥秘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活动,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它反映该时期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最终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和表现[3]。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内涵
 
  任何有生命力的哲学思想,都需要科学的方法理论来为其支撑,而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军事哲学亦是如此,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和揭示军事问题,总结了战争与军事这一运动的本质与一般规律。
 
  (一)战争规律论
 
  规律最初是指物质世界各事物按照一定轨迹运行的周期性变化,但人类社会产生后,人们的社会实践行为及引起结果的周期性变化,也成为规律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战争现象较一般社会现象更难捉摸,缺少确实性,但它不是神物,仍然是时间的必然运动。也就是说,战争也是有规律的。
 
  第一,战争规律有一般性和个别性。无论是从研究军事哲学的目的,还是实践论原理来看,中国的革命战争都具有战争规律的一般性,但同时又有更加特殊的规律。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于中国的工人阶级力量弱小,广大无产阶级尚未从小农思想中解放出来。但是,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却不以为然,照搬一般军事原理,不去认识和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独有规律,导致革命队伍在前期遭遇严重挫折。毛泽东同志对这一争论总结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应当研究我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要更重视我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特殊性。”
 
  第二,中国的革命战争具有必然性与统计性。在人类不断增多的战争活动中,人们总结出了战争的一般必然规律,但中国近代革命战争的规律却还在发展之中,前者对于后者的意义而言,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动力学规律,而是统计性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对中国革命的四大特点做出了总结: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政治经济不平衡,土地革命。这些特点决定了红军无法很快战胜敌人,甚至存在很大失败的可能性。我军于1948年发动的济南战役即是这些规律的生动体现,在发动战役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战争结果的三种可能:其一为打一个歼灭战,攻克济南并大量歼灭敌人;其二为打一个部分歼灭战,攻克济南并歼灭部分敌人;其三为战略僵持,另寻战机。此后,我军又根据以上分析做出了多种部署变动,最终使战局朝着利于我军的形势变化,全歼济南守敌。
 
  (二)战争主客论
 
  一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两方面因素,其一为客观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条件,其二为主观因素,主要为作战双方的指导能力。这两个因素的关系,如同军事家在由各种客观物质条件构成的舞台上表演。严格遵循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是马克思军事哲学的唯物论表现,而高度发挥主体的指导力、奋斗力、精神力,则是马克思军事哲学的辩证法。经过自1927年起的10年革命战争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清战争中的主客关系,并以此来分析抗日战争,最突出的代表作就是毛泽东同志撰写的《论持久战》[4]。全书共120节,前58节对敌我双方的战争能力进行了比较,提出中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本质,第59-90节演绎出认识过程三段论,从实践中引出思想,以思想提出方针,以方针指导实践,第91-120节则阐述了战争主体与客体,准确把握了抗日战争中的主体与客体,实现了主客观统一的逻辑。
 
  (三)兵民为本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文维度与科学维度、价值维度、真理维度相统一的哲学,因此,对马克思军事哲学思想的讨论,不但要讨论他的军事科学问题,还要讨论它的人学问题。而马克思军事哲学思想中人学问题的精髓即在于“兵民是胜利之本”,通俗地说法即“人民战争”。
 
  1.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思想的军事哲学意义。人民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中国化的突出体现。1945年4月,中共七大明确提出“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概念。毛泽东同志强调:“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他又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军队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武装力量,参与了历史创造的过程,人民军队的所有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2.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哲学内涵。其一,为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军事哲学思想认为,人的力量与物质的力量的结合才能成为战争中的优势,毛泽东同志说过:“单是物质的优势,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优势,只有人心加物质的综合,才能成为真正的优势。”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也证实,在人和武器的结合中,人居于主要地位。其二,为杰出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军事哲学思想认为,胜利的军队需要杰出的统帅,杰出的统帅必须依靠人民与人民军队的集体奋斗才能取得胜利,依靠人民的力量,再加上正确的领导,就能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其三,为战争主体与作战方法的关系问题。在组织形式上,中国革命武装不但拥有强大的正规部队,而且拥有民兵与地方武装,不但有党的绝对领导,而且有协调的军队内部、军队与地方关系,不但有铁一般的纪律,集中统一的指挥,还有健全的军事民主集中制。在战略艺术上,人民军队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灵活运用运动战、游击战等战法,这都成为“兵民为胜利之本”的延伸。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发展概况
 
  (一)产生与形成阶段
 
  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教条主义曾经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军事领域的中国化是最先发生的,其成果也最早体现于军事哲学上的创新。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武装斗争,这要求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中国化必须紧密联系中国农民的历史与现实,理解并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同志与朱德同志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军事规律,并初步制定了工农红军的作战原则,至30年代,工农红军已经利用战争规律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更是深入批判了错误的战争指导思想,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依靠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哲学智慧,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同时,创立了自身的军事哲学思想,撰写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
 
  (二)发展与成熟阶段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做出了“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阐述,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中国化成熟的标志。党的七大以后,在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在中国有了大跨度的发展,其新内涵主要是将大兵团战略决战融入人民战争的规律中。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国防建设开始朝着现代化、正规化方向发展,我党的军事思想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5]。
 
  冷战结束后,邓小平表述,未来战争是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将来的世界大战很可能是打常规战争;未来战争是反对霸权主义战争,大国争霸成为战争的根源。他指出,未来的战争中,武器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我们不应拘泥于以往的战争形势,而是要与时俱进,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依靠现有的武器也能够大胜,只要军民团结一致,就是不可战胜的。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军的军事哲学思想已经具备了极大的时代特征,但仍然保持着人民战争的内涵,这也是我军战无不胜的宝贵经验。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的重要成果
 
  (一)缔造了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
 
  南昌起义的枪声后,经过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八十多次起义的磨炼,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人民军队开始了光辉历程,一支由农民组成的,以步枪和梭镖为武器的军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山压迫。工农红军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人民翻身解放和民族独立自由,人民军队运用马克思军事哲学上演了威武雄壮的历史新篇。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创建一支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6-7]。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了党领导的军队,不代表这支军队就能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古田会议”,逐步建立了人民军队的基本制度与根本原则,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工作原则和基础。正是依靠这支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二)提出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工农红军是“取消一切军阀性质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首先,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宗旨,是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人民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不是为少数人的私利而战斗,而是为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战斗,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战斗。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民军队就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就不会被敌人屈服,就会形成人民战争所需的战略战术。
 
  其次,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长期的革命事业中,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军队建设理论提出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军队领导理论与原则。人民军队也将坚决维护党的绝对领导作为根本原则,通过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等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
 
  (三)锻造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中国化成果
 
  首先,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我党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建设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引领人民军队发展壮大[8-9]。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毛泽东军事思想,开辟了一条新的军事道路,锻造了人民军队英勇善战的革命精神,培养出千千万万个敢于牺牲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成为我军的立军之本。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牢牢把握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阶段特征,以新的实践检验丰富当时的军事理论[10]。邓小平时期的军队建设理论解答了如何走精兵之路,建设现代军队的问题。江泽民时期的军队与国防建设思想,回答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人民军队不变质,打得赢的问题。胡锦涛、习近平同志则强调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富国、强军的历史统一,推进国防与军队的科学发展,把握军队的建设纪律,打赢战争主导权,立于不败之地。
 
  五、结语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思想在中国发展并成熟,对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新中国建设,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今后的军队建设、国防建设中,我们仍需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思想中国化的成果,使人民军队保持无产阶级性质,战无不胜的作风,确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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