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论文3000字_中国哲学史的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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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史的论文3000字(一):通过几部《中国哲学史》浅析对中国哲学的认识论文
 
  摘要: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与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文试通过几部哲学史,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普遍共识和理论方法。通过对比梳理出中国哲学史前进的方向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经学;问题
 
  1早期的《中国哲学史》的书写
 
  (一)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与其开创意义
 
  在中国文化没有遭到西方文化冲积之时,历代知识分子都有对于中国思想史的梳理。当哲学这个概念经章太炎自日本传回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迅疾将Philosophy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嫁接到哲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自此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就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提上了日程。最早写《中国哲学史》的是谢无量,出版于1915年。这部哲学史在当时以至于后世并没有引起波澜,但是其作为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是具有开创性和借鉴意义。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除了对于先秦各家各派的梳理在今天看来能够突出哲学的多样性外,对秦以后的哲学归纳难逃儒家经学史的框架。可见在当时中国知识界所了解的只是“哲学”的概念,但是对于西方的哲学却缺乏了解,在写作的方法上也是中国式的。
 
  (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方法创新
 
  作为一个西化派人物,胡适痛感当时的知识分子将中国哲学作为中国传统义理的同义词。当然这种分别并不仅仅是“名”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实”上的差别。胡适曾经说过“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的事。…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有意识地推翻了传统经学的研究模式,也就是有意无意地批判了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模式。
 
  胡适认为哲学就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可普遍适用的意义”因此他从实用度将中国哲学分为六个模块,包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和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乍一看这些概念与西方哲学的概念对应地严丝合缝,实则不然,胡适只是粗略的将中国哲学中的概念进行剥离。例如他将中国哲学中的“天道”和“无”的概念纳入到宇宙论的范畴,将“名”与“实”纳入到名学及知识论,将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仁爱纳入到政治哲学当中等等。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其说是一部哲学史不如说是一部思想史,胡适晚年也有相似的论述。我们都知道胡适先生重考证,在哲学史的书写上同样如此,因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史学价值大于哲学价值。另外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是停留在先秦时代,缺乏对秦以后的哲学的梳理。
 
  2冯友兰与张岱年
 
  (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分别于1931、1934年出版。相较于胡书只写到先秦,冯书区别了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具备了通史的完整形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继承了胡适的分类方法,然后采取重点突破的方法。他所强调的是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大块,他认为这三部分能够直指中国哲学问题的核心,他的目的就是排除杂芜和子虚乌有的独断。冯友兰特别强调哲学是理智的产物,即一个道理要成立,必须要通过论证去证明。他说“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共同的但每个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是不完全相同的。哲学家们各有各自的思路,各有各自的建立体系的过程,所以他们的体系各有自己的特点。他认为书写哲学史并不一定按照历史的逻辑整齐划一地来书写,书写哲学史的目的是将历史上的哲学家的继承和差异展示给读者。
 
  总体来说冯友兰先生书写的中国哲学史还是西方式的,比方他将道说成是万物生成之总原理,诸如此类的归纳还有很多。冯友兰认为“一种观点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中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种观点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其中的普遍哲学,是指把西哲的问题当作哲学的唯一标准,学说内容必须对应到西哲的问题设定才能算是哲学。如果传统义理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完全一致,那传统义理就可以说是哲学了。但传统义理所讨论的问题与西哲一致,但是研究路径存在巨大分歧,这样就产生了困难。面对这种两难的境地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坚决以西哲的问题设定为标准,二是自行设定那些问题才算是哲学。在金岳霖看来,冯友兰采取的态度是前者,他说冯先生的态度也是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但它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由于冯友兰的问题设定是直接移植自西哲,是以西哲为哲学的普遍标准,所以金岳霖说他没有哲学的成见,也就是没有自己设定一种标准,缺乏坚定地立场。在此意义上,“中国”仅是地理而非文化概念,而冯书的真正定位是“西方哲学在中国”是发现于中国的西方哲学。冯友兰认为,中国的魏晋玄学、宋明道学、清代的义理之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接近于西方哲学。中国古代的学说当中“研究天道之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宇宙论。
 
  另外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将人生论落实在修养论上,他认为人应该通过不断修养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冯友兰利用西方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的行上概念来解释朱熹的理、气关系,在解释朱陆异同时,认为朱熹所见之实在有两世界,一是是恐怖在时空。象山则只见到时空的这一世界。凡此种种,都是先了解到西方哲学于本体论或宇宙论具有哪些观点,并在认定传统学说有着相同的问题意识后,把这些观点套用在学说的概念理解之上。这实际上是把西方哲学的内容直接代入传统学说之中,而传统学说的特点却不见得能显示出来。
 
  (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37年写成,但是由于战乱,直到1958年才出版。相较于胡、冯按学说的时间先后来编排章节,张书十八不同的学说的内容打散并分配到特定的哲学问题下,这其实就是一本中国哲学问题史。
 
  张岱年认为,所谓哲学是指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更以哲学为一涵盖诸多不同流派的统称,所以这些流派全都是哲学的其中一种类型。他的问题设定其一是宇宙论,其下又可分为本根论或道体论、大化论。其二是人生论,又可分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或人生最高准则论、人生问题论。其三包含知论和方法论。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仅继承了胡、冯的做法,设定了一组问题來进行文本解读,更进一步采取了问题史的形式,利于看出古代各家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响应。从问题设定的角度来看,张岱年是修改了西方原有的哲学问题并加入了修养论特色,以建立一个中西哲学共享的问题架构,如此就可以透过在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与响应,来凸显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另外张岱年先生尤其重视研究方法比如他结合中国传统的身心修养的路径归纳出直觉、实践、观察、思辩的方法。可见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既从知识论上创新发展,又从方法论上标新立异。
 
  对于中国哲学的义理解读是一個长期的过程。如陈来所言“要准确呈现中国哲学的义理结构,必须持“心知其意”的还原精神,了解中国哲学问题意识的独特性与独特解决方式。这不仅需要对原典的深入解读与分析,更要求在问题设定上考虑到中国哲学的特色。通过对几部哲学史的认识使我对于中国哲学史的问题认识的更清晰,对经学与子学的认识也开始变得立体化。相信随着学科研究的逐渐深入,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脉络也会更加清晰。
 
  作者简介:候畅(1992-),女,黑龙江双鸭山人,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从事哲学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哲学史的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前史”的流变论文
 
  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前史”指的是197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源自马克思对自己哲学体系创建的回忆中,途经恩格斯的提炼和放大、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根据时代的精神的解读。在此进程中,“剧中人”按照自己所处时代精神实践并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后世学者的描述又带著描述者所处时代的精神痕迹,每一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都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奔泻流淌至我国后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2017)02-00-05
 
  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下称马哲史)的研究聚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当代中国问题、它的恩格斯起源(P21)、它的新中国发展阶段[2](P25),少有回到苏联东欧哲学界去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自身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要探讨的是在此流变过程中,从最初的“梦”到苏联东欧阶段“建设、辩护、反思”每一个时期的马哲史所呈现出的不同时代色彩,以及解析为何马哲史层层叠加之后一些本来彼时很清楚的事情到了后世就成了一个疑问等问题。
 
  马哲史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它的任务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多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及其理论体系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不断地修改、补充、丰富和发展的,是遵循着怎样的规律发展的,等等。它有三种理解范式:一是剧中人实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做了什么;二是剧中人对自己哲学工作的自述;三是围观者的描述,人们通常在后两种意义上去理解什么是马哲史,即人们自然而然地将“马哲史”直接等同于“马哲史著述”。这个意义上的马哲史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自叙里,流经苏联理论界演化成为以时为纲和突出经典作家言论的写法,我国马哲史家延续了这种写法并根据当下时代精神综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思想。
 
  一从“梦”到“建设”
 
  马哲史的剧中人主要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经典作家,他们的认定在我国是一个常识性知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发展构成了马哲史的主体部分。马哲史的源头可追溯到马克思的自述里,继而是恩格斯的润色和放大,这个阶段属于“造梦”的阶段。中国马哲史的“前史”记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位经典作家的言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发展体现在自己的著述和施政当中。
 
  首先,马克思的回忆和恩格斯的复述。马哲史作为一种史学,其创建的历史原点可以拆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经典作家及其战友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追溯式著述——只要人们开始回忆往事,史学就已经展开了自身的构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这些著作包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他们的世界观、历史观形成过程的追溯以及他们的哲学思想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联系和区别的自我评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简要地自述了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其中一些具体词句被后世马哲史家直接引用了,比如“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P1-)等等。《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也是类似的著述,只是叙述者换成了恩格斯。恩格斯在此文中将马克思定义为科学家和革命家,为后世的马哲史定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哲史的贡献在于“定性”,他们决定了按照人物的一生的论述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书写方式,即按照青年马克思如何、中年马克思如何、晚年马克思如何这样的时间顺序写作,迄今都是如此的。
 
  列宁给马哲史的发展做了更多具体的工作,这要细分为其执政和理论著述两方面。执政方面的贡献,指的是列宁在1917年之后在具体执政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然后被后世马哲史家记录了下来;理论著述方面,指的是列宁在自己著述中是如何描述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的,比如已能从基本意义上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分期和定性。这体现在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什么是人民之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等著作也包含了大量关于马哲史的论述,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P111-112)。《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问题,他指出了人们往往忽视这一点,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5](P98)。《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首先划分了马克思哲学发生和发展的一个小阶段划分,即自《共产党宣言》发表到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俄国革命的发展三个阶段,这给马哲史分期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即根据革命实践的重大节点划分时期[5](P7)。《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简要地定性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列宁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明确了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5](P)。《卡尔·马克思》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已经是马哲史的写法,除了没有那么丰富的资料和明确的历史分期,其他与当下马哲史并无很大差异。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斯大林最重要的哲学论著,他在这本小册子当中提出了一些当下并不认可的观点,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适合、取消否定之否定规律等等,这留给后世无穷争论,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加上“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仅仅是方法论[6](P177)等等,甚至连“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中的“和”能否用“与”来代替也众说纷纭。对马哲史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长达0年的直接实践中,斯大林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一方面从社会主义运作的实践出发,集中解决涉及社会主义确立和巩固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和论述逐步形成了一个专题性理论框架,那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辩证法的研究。”
 
  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造梦”,到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时期的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站”在了实地上,它的功用发生了变化——从西方式知识分子的理论构建,到俄国执政者的施政方针,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首先就发生了变化,马哲史色彩也随之一变。
 
  二“辩护”和“批判”
 
  我国学者在《中国哲学0年(1978—2008)》中提到:尽管也有人撰写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但总体上没有形成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8](P2),该书所指“也有人撰写过”应该指的是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1961年)、马·克莱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69年)、纳尔斯基《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979年)等先于我国第一本马哲史(1981年)的著述,“没有形成独立的马哲史学科”的说法实际上是按照学科建制式发展来理解学科建设,即不仅仅有前期成果,而且还要有与之对应的学科研究会(包括二、三级以至更多的分学会),当且仅当这两个条件都成立时才能被称之为某种学科的独立发展。
 
  有关马哲史的研究,苏联哲学界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版了一些专题性的或有关某个时期的著作,比如《哲学史》(6卷本)、《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纲(30年代)》等。由敦尼克等人编撰的《哲学史》(6卷本)第—5卷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欧洲革命中的实践、在苏俄早期发展中的贯彻等内容,如果将这部分内容单列出来也可以被称之为一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哲史著述。此外,还有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一书,该书研究了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历程,类似于我国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著述。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已积累了大量涉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及发展史的实际材料。П·Н·费多谢耶夫、Л·Ф·伊利伊切夫、Б·М·凯德洛夫、Т·И·奥伊则尔曼、Б·А·恰金和其他苏联哲学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方法论问题,并大致描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状况,然后阐明了该学说在全世界的传播过程。1979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发布了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的通史,该书既有纵向追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成熟的轨迹,又有横向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开枝散叶的考察,这一点与马·克莱恩的著述相比显然更进了一步。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非常注重笔底波澜,凡是在历史进程中曾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及其著述,凡是与苏联哲学界主流认知不同的人,必有专门笔墨伺候。它是我国主流马哲史著述的前导,即结合经典作家自身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蕴的诸范畴的流变史对马哲史进行全方位的描述,以此展现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
 
  弗·梅林的《马克思传记》以马克思生平及其与恩格斯合作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过为主线,以时为序渐次展开马克思波澜壮阔的一生,其中必然贯彻有马克思的言行观点,而这同样是马哲史描述的主要形制:言论与人物生平事迹的交相辉映以取得总体上的理论丰满度。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个人传记与马哲史著述在描述马克思这个人时,具有几乎等同的史料价值,区别只在于贯彻凝聚在笔锋之上的情感——比如说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对马克思曾批判过的一些人进行了点评,很明显,梅林与列宁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9](P62)。该书对后世的马哲史作品的影响,一为将阶级斗争贯穿马哲史著述构建的始终[10](P5),二为描述体例,仅从该书目录编排来看,已基本上具备了日后苏、东马哲史家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或“马克思主义史”涉及马克思本人相关描述的主要要素:首先,马克思是谁?其次,马克思是怎样创立以他本人的名字命名的学说的?最后,马克思如何在欧洲工人运动中贯彻自己学说的?“马克思传记”与“马哲史”的区别正如“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一样,我们可以把梅林的《马克思传》看成是缩小了尺寸的马哲史。
 
  1961年,南斯拉夫学者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写就一部《马克思主义史》,该书既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也非工人运动史,而是描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各自发生、发展的轨迹,然后再将三者糅合为一团所构成的一部史籍,如作者所云,这是“一部叙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通史”[11](P)。該书的治史观点明显地呈现出当时南斯拉夫的时代精神:文中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民族主义色彩。例如,弗兰尼茨基并未像我国马哲史家那样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12](P-5),转而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观点一致地认为《1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表述新观点的第一个文件[11](P17);同时,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固定在马克思产生新观点之前,产生新观点之后的马克思似乎已不需要再吸收任何与其同时代的人类优秀成果了。
 
  1969年出版了由东德哲学家马·克莱恩、埃·郎格、弗·李希特合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原名《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现名为中译名),该书作者在序言中首先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发展及其运用的规律性,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革命的工人政党、社会主义建设、科学进步的内在的发展中的联系[1](P5)。该著述与其南斯拉夫同行的著述有两点不同:首先,该书作者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确定为马克思阐发新观点的第一部著作,作者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表现出“马克思同他以前的一切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有原则分歧的观点”[1](P25),这个观点显然影响了我国学者。第二个不同是,该书作者批判了西方学者过度拔高《1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企图,即企图“抹杀在世界观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1](P22)。这些都是较之弗兰尼茨基的著述更接近我国马哲史主流观点的痕迹(或应该是我们对它的接近)。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该书作者评价极高,这不仅仅是对弗兰尼茨基的纠正,也是对梅林的纠正。对于《哲学的贫困》,该书作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第一次公开表达了新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人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划时代的发现“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1](P279)。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人阶级斗争在理论上的完美融合在《共产党宣言》中得以体现,之后的188—189年的欧洲革命和188—1852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发展,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工人革命中的贯彻。特别要指出的是,该书作者认为不能将马克思后半生的经济类著述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该书作者指出:需要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1861—186、186—1865年为《资本论》撰写的内容广泛的准备著作,《资本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达到了它迄今为止的顶点,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P7)。这与我国一些学者的观点相似:不能把哲学看作马克思的“少作”,“原本”的勃兴并没有淹没了“副本”的继续发展[1](P22)。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看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点”,这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虽然属于无建制发展,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哲学界编撰的马哲史著述在修史义例、撰述体例等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我国马哲史家们。比如,以时为纲的顺序、是否应遵循“史”的思维逻辑、是否应从史学意义上呈现马哲史发展的时代特征等等。
 
  三色彩变化的逻辑
 
  当人们面对的时代精神发生了变化之后,人们的意识也被悄然无声地改变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事物原来的样子。在不同时代精神灌注之下的马哲史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但其中的一些逻辑是共同的。
 
  首先,民族精神的影响。无产阶级是有国家的,中苏论战、中越冲突就是例证,这方面影响高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排在首位。一件对历史事件的描写可以反映出一个历史学家的文化背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学家会重视同一个价值观,虽然这些人都声称自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独立地开展研究的,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是反映出了更多的共性,而较少地反映出他们的个性[15](P15-16)。
 
  其次,时代精神的转换。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明显,即新的世代带来了新的精神,作者们根据新精神调整自己的理论步调。根据唯物史观的看法,个人世界观归根结底总是受到经济方式的制约,都受到个人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立场的影响。
 
  再次,历史资料缺失或历史学家有意识地选择史料的影响。马哲史的叠加给人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史料的叠加,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某个前人留下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的看法,他看问题全面吗?史学家诠释的是前人留下的史学典籍,修昔底德首先是人们重构伯罗奔尼撒战争经过的一个来源,但它同时也是历史认识的一个对象,即所谓“前日视为撰述者,正为今日之记注,后日视为记注者,亦即今日之撰述”[16](P265)。当代史学家根据前人所留的史料并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之后以新史的面貌再传之后世,在这个人类文明传承的链条中,史学家既是“观众”又是“讲解员”,史学家如何诠释前人史籍是关键的一环。
 
  最后,学术争论带来的变化。苏联人在20世纪20—0年代的哲学大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些常讨论常新的问题在争论当中达成了一些共识,于是对这些永恒问题的探索又向前缓慢地迈了一小步。马哲史家在采信最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之后,马哲史也就呈现出一种新的色彩了。
 
  四余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马哲史的描述同样不会是一条直线,而这正是史学自身的规律决定的。
 
  首先,主观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的记录者总是会认为马克思是自己的“老乡”,行文中总是不自觉地维护着自己所处的时代精神和潜意识中的民族归属感。
 
  其次,“以今代古”。历史学家越是用他所处时代的直接经历作为标尺去度量过去,他对历史的理解就越带有主观性。这样的文笔倾向是完全无法避免的,这也是史学自身的规律决定的。
 
  最后,“以西代马”。哲学家们引进了一些西方哲学的术语,试图让马哲史显得更“时尚”一点,由此也可能形成了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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